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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宋教仁沒死,他的政治才華會影響整個中國。如果宋教仁沒死,他的貢獻應該不會就此被埋沒。如果宋教仁沒死,二次革命就不會發生。

沒有二次革命,那個人就長不大,台灣就沒有軍閥戒嚴的傷痛。如果宋教仁沒死……可惜,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」回不去了。

但是歷史有還原真相的責任,不是神就不能’當神,不是偉人就不能當偉人,不是國父就不能當......那反而會害了他在那個世界被其他的國父們霸凌。

犬養毅問:
「孫先生才智過人,又重德行,真是令人佩服。但有一事不知肯賜教否?」

孫文說:
「木翁吩咐,弟敢不從命!」

犬養毅問道:
「請孫先生如實相告,你最喜歡的是何物?」

孫文說:
「革命!」

犬養毅說:
「君最熱愛革命,這是誰都知道的。但除革命之外,你最喜歡的是什麼呢?」

孫中山稍一思索后,答道:
「woman(女人)!」

(犬養毅是當時日本的總理大臣,以上對話是有歷史根據)

而這位國父,那時候正和日本總理大臣密謀賣國,他兜售的對象不只是日本,還有蘇聯。不用懷疑,這是真的,就像是一年前的馬總統向中國兜售台灣一樣,同樣的漂亮語言,同樣的要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先不談他的賣國史,看愛情。

不要以國父的角度看他,當他是個一般的男人。
男人分二種,一種是好色,另一種是非常好色。

那是十九、二十世紀的中國,傳統中國思想和西方文化劇烈碰撞交界的年代,許多事情是在自己都沒有察覺的情況下,無形中在新舊思維之間擺盪,漸漸的改變思維模式,當然感情也是一樣,隨著歲月悄悄溜過,隨著年紀增長,喜歡的人變來變去也是不自覺的,更何況是民國四大美男(外掛+1)越老越有魅力的孫文。

十九世紀末孫文出生在香山縣靠海邊,那是清朝全面對世界各國開放後,西方思潮開始衝擊著古老帝國的廣東省,之後他又去夏威夷住過,所以他的思想是比一般人多了美式文化的薰陶。

十九歲的孫文回去中國,美式文化對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他看不慣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,他看不慣對著北帝神像虔誠供奉的鄉民,他看不慣對西洋學術仍抱持封閉態度的鄰居。他更看不慣,眼前這個雖然對他恭敬,但卻無法有著溝通話題的,盧慕貞。

他後來逃家是因為接受基督教洗禮的他,看不慣鄉民把一塊木頭當神膜拜的虔誠,詆毀出言不遜被鄉民追著打,他老爸沒面子氣到不行把他趕出家門。這剛好稱了他的心意,他逃離了這個讓他感到陌生的故鄉,也逃離了與盧慕貞這段,他一點都不想要的婚姻。 

孫文逃到香港去了,在教會書院念書。經由好朋友陳少白的介紹,邂逅了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,陳粹芬。
 
陳粹芬父母早亡加上家貧,她未能讀書,但她保有吃苦耐勞,賢慧良德的傳統好女人特質。

那時候孫文就常常和其他三個好朋友一天到晚提倡革命,即是楊鶴齡、陳少白、尢列,他們四個人被當時的人稱為「四大寇」。 

當然他跟陳粹芬約會的時候講的也是革命,女生這時候該不會也和陳粹芬的反應一樣:「我好感動,真的好崇拜你!」

她被孫文的氣質迷倒,立志追隨孫文革命,也開始了同居的生活。

而在孫文和陳粹芬同居沒多久的這時候,盧慕貞也在那遙遠的家鄉,生下了孫文的第一個兒子,孫科。

不知道這像八點檔搞小三的劇情,會不會因為國父的身分覺得一切都是那個女人的錯,那個是哪個?盧慕貞和陳粹芬,哪一個死好?

沒有啦,在那個年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,很多渣男也是都這樣。其實就算妾是比較得寵,但在一個家裡的地位就像是家奴,也是超沒尊嚴的,還好陳粹芬不住在他老家,而是在香港屯門附近的紅樓,那裡的那個小閣樓。

這樣感覺浪漫多了。

而孫文在日本和南洋四處為革命奔走的時後,陳粹芬也一直跟隨服侍,為往來的革命黨員洗衣做飯,發信寄信,並且親自印刷宣傳品(以前的印刷是手工,是粗活粗工)。

陳粹芬性格剛強,辦事俐落的形象,還被一個投入革命的日本人,宮崎寅藏一家人讚嘆。

在他出的一本書《我對辛亥革命的回憶》對陳粹芬有這樣的敘述:

「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志,真是個女傑。她用那長筷子,張著大眼睛、像男人吃飯,並有著宏亮的聲音。妳(宮崎寅藏的夫人)應該向她看齊才對,革命家的女性只有這樣才能擔當大事。」
 
從這段敘述可以知道陳粹芬雖然是個鄉下大嬸,粗曠、豪爽,給人辦事俐落的形象,但對孫文卻又是極其溫柔,無微不至的照顧。幾乎每天朝夕相處、出生入死,讓他們在革命友情和愛情相互摻雜的情況下,有著深厚的感情,而這種感情似乎已經離愛情越來越遠。

在那個烽火的年代,陳粹芬是孫文最信任的女人,也是被孫文公開承認是自己的妻子。(這樣有很光榮嗎?粹芬姊)

男人有二種,好色跟非常好色,孫文是哪一種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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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林永承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