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反攻大陸」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。
蔣介石的意圖是要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，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，陷害愛國又有正義感的人民，進一步限制言論，封鎖新聞，控制思想，實行愚化人民的政策，而這也就是蔣經國的使命。
吳國楨 要求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，實施地方自治的時後，蔣經國就指使特務系統以抓「流氓」來恐嚇地方領袖，甚至企圖謀害吳國楨的生命。為了消除孫立人勢力的潛在威脅，蔣經國不惜炮製一場由假匪諜策動的假兵變。雷震的《自由中國》雜誌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，雷震 和台灣社會名人李萬居要合作組黨，蔣經國又搬出「匪諜」戲碼，逼迫雜誌社的職員 劉子英 出來自己誣陷長官，將雷震扣上「知匪不報」的罪名，判處十年徒刑。
雷震被捕後，胡適 在美國公開為雷震辯護，強調雷震絕對不是叛亂分子，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反應就是潑婦罵街了：「此人胡適，徒有個人而無國家，徒恃外勢而無國法，只有自私而無道義，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。」
罵胡適像野狗一樣沒有遵守國法，亂吠。
胡適果然是蔣介石的一面鏡子，都是罵到自己，自婊。
權力如同春藥，上癮了之後，企圖心會無限膨脹，為了達到目的，會不擇手段。蔣經國靠著情報特務系統控制軍隊，控制政府的運作以及行政和技術官僚。但在這個過程中，他所操縱的特務系統也變成了一隻行走於法律邊緣的怪獸，對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荼毒，是很難想像的。
在他統治下的台灣，一些有政治理想的人，他們的基本權利被剝奪。不少有理想抱負的人或是政治異議分子，都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而招下獄、受難，甚至喪失生命。如果說，這是安定繁榮，和經濟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，那這個代價也未免太大。那些在專制的銅牆鐵壁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思想犯、政治犯，他們又該向誰訴說自己的委屈和所受到的迫害？
被軟禁的政治犯 彭明敏 1969年在冒險離家逃亡之前，給《華盛頓郵報》寫的英文信說：
「我要離開此地，因為我和我家屬的安全受到威脅。我覺得這是保全我的生命及解除我的家屬所受困擾的唯一辦法。我從軍事監獄釋放回家以後，我全家一直在受著嚴密監視，日夜備受干擾。我已得到可靠的秘密消息，特務機關將對我的生命有所企圖。整個情勢已使我相信，要確保我生命的安全及家屬的平安，沒有他途了。我十分了解要這樣做所冒的危險及其政治後果，但還是要做這痛苦的決定。過去幾年，特務機關一再設局要陷害我，使我被判死刑。調查局牛科長和劉組長曾當面威脅我說，他們隨時能夠殺我。與特務機關有關人士也曾一再警告我有生命危險。我於1964年被捕以後，一直被國民黨機關抹黑攻訐。我出門一步即受特務人員跟踪或包圍。我的家屬每一個都受特務人員的騷擾。連我子女的每天上下學也受嚴密監視。這對他們的敏感心理已經有極大的影響和打擊，使他們的精神幾乎崩潰。」
蔣經國 強調的革命任務是鞏固領導中心，打擊異議份子。
蔣介石與上海黑幫杜月笙攜手清黨屠殺，
蔣孝武則指使竹聯幫1984年十月在美國刺殺筆名「江南」的華裔美籍作家，劉宜良。
江南在那一年六月訪問了吳國楨，得到了一些尚未公開的秘密資料，計劃動筆寫吳國楨的傳記。那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，對國民黨多年來營造的蔣經國形象，將會非常不利。但指使的人忽略的是，江南是美國公民，美國是台灣的保護國，到美國行刺一個美國公民，那根本是在太歲頭上動土。
當時國民黨人刻意洗刷蔣經國在江南案所扮演的角色，說他本人並不知情。但美國聯邦調查局毫不費力的就從執行暗殺行動的竹聯幫，追到台灣國防部的情報局，最後鎖定在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身上。這消息都被《紐約時報》 報導出來，對蔣經國和國民黨政府來說，都是非常難堪的事情。
情報系統是蔣經國的重要國安情報，一向都是由 蔣孝武 經手，聰明人都看得出來蔣孝武即將繼承王位，專制獨裁也將連三代的傳承，卻在【江南案】上栽了一個大跟斗。
聯邦調查局掌握了無可辯駁的證據， 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下，蔣經國在《時代周刊》記者面前宣布他的子女不會接班。在受到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之下，蔣經國被迫向來台訪問的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行人證實台灣將解除戒嚴，開放黨禁、報禁。
這是台灣解嚴的原由，是催生台灣民主的關鍵所在，你可以說是江南的功勞，也可以說是人權民主鬥士們犧牲奉獻爭取來的，或說是美國的幫忙，但就是不能說是蔣經國的功勞。
是不是只要專制獨裁統治的時間夠久，泥土變成柏油路，雜貨舖變成小超市，手工廠變成電子廠，專制就變得合理，就不需要民主？
在那個時代的台灣，思想箝制、政治壓迫，特務橫行，都是必要的嗎？
在這個時代的台灣，只要有人民幣，放棄主權、犧牲自由民主，都是理所當然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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